目前外国资本在保险领域已经可以控股，在银行与券商领域的持股上限也大规模提高。
经过二十多年的行业发展和市场洗礼，我国目前规模较大的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有大公国际、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和上海新世纪四家公司，除大公国际公司始终坚持民族品牌以外，其余三家公司已经或正在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所控制。经济发展的本来涵义应该包括数量扩张、效益提高和结构优化，但简单化的政绩考核标准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数量扩张，为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率，甚至不顾高能耗高污染而盲目投资。
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才能生存，却迟迟得不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只好求助于高成本的民间借贷。所以，金融改革相对滞后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屡调屡不顺，结构调整的实践证明，金融改革是经济结构顺利调整的关键，只有一揽子推进金融改革，改变金融财政化倾向，真正实现金融市场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运行中的痼疾。从2005至2008年，我国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6.6%，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一）经济结构高速变化的客观要求。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增加了金融机构存款成本，但有利于提高中小银行的信用度和稳定性，打破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服务业，通过建立更多的中小银行吸收更多的存款来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1998年政策性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金融债券。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2010年，第一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8115亿元，占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金融主义主要根植于两种危险的思想。
但是，对大而不倒理念的接受是对自由市场理论的误读。本文的结论是，终结金融主义复归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健康运行的道德诉求。市场流动性的戏剧化增加。这样的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而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就是金融主义。
投资银行由传统的业务，例如证券的承销、安排交易、为客户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等，转向自营业务，开发了一系列新型金融产品，例如抵押支持证券、担保债务凭证、其他有毒衍生品，权益型对冲基金等金融工具，其中有些产品被沃伦·巴菲特生动地形容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虽然是否应给予公司股东，实际上主要指机构投资者更多权力的争论尚在继续，但很显然，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已经造成了实体经济中管理层追逐短期效益的消极后果。
将资本收益与股利分配分别征税以鼓励长期投资。首先，如前所述，工业的发展屈从于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但是券商的利润来自于交易佣金，由于市场交易疲软，佣金自然少得可怜。1970年投资银行帝杰(Investment Bank Donaldson，Lufkin，Jenrette)公开发行股票是金融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投资银行可以公开招股，进行高杠杆融资，银行的利润与薪酬也随之倍增。
面对日益发展的金融主义，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理性选择复归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视为美国经济福利的运行方式，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来对待，因为金融主义已经将关涉国计民生的货物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快速增长刺激了银行家们全面提高薪酬，通过设计新金融产品以及自营业务攫取利润，该情势与大萧条前的信用体系陷于崩溃何其相似。这些变化在20世纪末最终导致了金融主义的诞生。本文着重阐述金融主义的发展历史，尽管过多的背景陈述必然会导致过度抽象化而遗留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同一时期，北卡罗来纳州的积极行动也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早期的银行融合。代理成本带来的损失是公司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造成的。
所以在1955年的年报中，交易所对低换手率仍有抱怨，并指出，投资者仅用现金购买股票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因此建议美联储降低保证金要求，以鼓励投资者借券交易，从而增加换手率和流动性，实质目的是增加券商佣金。虽然前文已经介绍了机构投资者的增长，此处旨在分析这些机构的投资动机和行为对金融主义的催生作用。
这使得银行拆借大量资金进行赌博式投资，一旦遭遇金融困境就会所剩现金无几。6．5%是为了30日之内的短期资本收益。1931年至1939年大萧条期间的换手率是32%，其后10年换手率下降了50%。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如果立法者，监管者，金融教授和律师，甚至公众仍不能理解金融主义的转向及其对美国经济福利造成的长期损害作用，那么无疑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必须摧毁金融主义，回归资本主义。2006年，被公司界定为产业利润的30%实际上是来自于金融交易，而非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
同样增速迅猛的是共同基金，1929年大萧条时期本已销声匿迹，20世纪40年代缓慢恢复，但是至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有近80亿美元的资产投入到了共同基金，1959年当年投资额增加了45亿。资本主义依赖于许多制度支持，其中，金融机构的作用是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提供必要的资金。
对于这种操作的正当性，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他认为这有助于增加美国经济的流动性并可以为金融企业提供资金。这家创始于1901年的老牌生产企业，在1981年收购了一家美国中西部的中型保险公司，在小杰拉尔德·蔡主政后，他卖掉了公司的生产部门，将整个公司转化为普里马利卡金融集团。
金融主义的另一特征体现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历史发展。事实上，金融主义所追求的眼前利益，已经构成了攫取后代财富的威胁。
机构投资者是金融主义兴起的重要成因。然而这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却没能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提供更好的服务。以抵押支持证券为代表的证券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消费者债务支持衍生品使得贷款机构不再关注贷款本身的安全，因为他们可以及时将其出售，从银行的损益表中剥离。它们就是私募股权基金和维权对冲基金(activist hedge funds)。
传统的小型贷款机构抛弃了原有客户，为了寻求更多利润而加速证券化。本文认为，金融主义导致当代人劫掠后代人财富并危害国家安全，其本质上是不道德的。
但是随着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以及金融业的放松管制时代的到来，金融业的大规模集中才真正爆发，造就了21世纪美国金融部门不受管控的庞然大物，即银行。政府救助本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正常行为，例如1979年对克莱斯勒的救助，1998年对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
通过税法限制其对员工发放的薪酬并限制其自营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回归传统业务。机构投资者及机构积极主义最终占据主流地位。
虽然两者的经营模式和功能各异，但却一致推动了金融主义的产生，助长了短期投资的气候，导致金融业的过度杠杆化，稀释了留存收益，将生产收益的目标让位于融资收益。对于这次金融危机，人们发表了许多高见，但直到最近才开始认识到此次危机关乎美国资本主义的功能和基础。本文在提出金融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主义的理论渊源，梳理了金融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了金融主义的危害，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必须终结金融主义，回归资本主义。该模型的初衷是帮助投资者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中做出理性选择，但未曾料想的后果是转移了投资者对发行股票公司的兴趣和关注，而仅关注投资决策本身，导致股票所有权与公司运营相分离，投资者不再关心公司运行，对公司缺乏责任感。
最后，管理者报酬的变化也是成因之一。这样的状况当然会对自给自足的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立法和政策打破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理念，重新考虑应对金融风暴美联储应扮演的角色。养老基金规模发展迅速，自1951年至1957年，价值从11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其所持普通股的账面价值从1951年的8亿1200万美元升至1955年的29亿美元。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是为了应对长期存在的代理成本问题，这是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痼疾。金融主义从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生产中将经济资源转移出来，以满足金融债权人尤其是股票持有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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